我的高考之路

我国恢复高考制度已有30年了。30年前我通过高考，从一个下乡9年的知青成为一名上海交大的学生。毕业以后，我又留交大当了一名大学的老师，1989年经选拔我还被学校派往德国去进修、访问。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使我终生受益。然而，在之前的那些蹉跎岁月里，尽管我也一直很努力，上大学的梦想却几次成为泡影。
我1962年考进上海市的重点中学大同中学，1965年直升大同高中。上大学，特别是进交通大学等名牌高校学习是我从小就追求的理想。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高考制度被废除，学校停课“闹革命”。1969年初，我们68届高中学生在没能念高二、高三的课程，没有领到毕业证书，也没有举行任何毕业仪式的情况下，就被毕业分配了。毕业去向是所有学生去外地农村上山下乡，上海一个不准留，即所谓“一片红”。我经过在江苏吴江亲戚的联系，去那里插队落户。下乡后，我虚心向农民学习，积极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还经常为队里修理各种电器，义务为农民修理半导体收音机，替农民写信、写春联等，受到农民和队干部的欢迎和好评。那时吴江农村的生活工作环境很艰苦，没有电灯，但我每天在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后，仍坚持在煤油灯下看书学习。后来我当上了当地农村的民办教师，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是坚持自学系统的文化知识。我不但自学完了全部的高中数理化课程，还自学了大学的数学分析和普通物理的有关章节。在自学过程中我享受到了解新知识的乐趣，同时也憧憬着将来的某一天实现我上大学的理想。
　　1973年7月，全国大学恢复招生，方法是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历的工农兵先向单位报名，然后自下而上逐级推举、审查、文化考查，最后高校录取。根据我下乡多年来各方面的表现，生产大队和公社决定推举我为上大学的候选人，并去县里参加文化考试。考题不难，数理化合成一张卷子，相当于初三的水平（因为当时文件只要求初中文化水平）。我顺利地通过了文化考试和身体检查，并且填报了交大作为第一志愿。正当我满怀信心地等待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8月份突然冒出了一个“白卷英雄”张铁生。辽宁知青张铁生文化考试考不出，又想上大学，于是在试卷上写的一封致领导的信。诬蔑考试被“大学迷”们垄断了，申辩自己答白卷的原因。结果，其实本身就是“大学迷”的张铁生，被“四人帮”捧成为“反潮流”英雄，依靠一张白卷堂而皇之地进了大学。在“白卷事件”的影响下，文化考查的成绩已经无足轻重。那一年我们公社被录取大学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三代贫农出身、本人是党员复员军人，一个是知青、据说其父亲是军分区的什么干部。我没能选上，但因考试成绩优秀，平时思想劳动表现也积极，被公社提拔为当地的民办教师。
　　第二年大学招生时，大队和公社还是推荐了我。材料送到县里，被说“政审没有通过”而退回。原因是当时有一个“造反派”出身的苏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说，凡知识青年不是由国家统一组织到苏州地区来插队落户的，如果不是投其祖父祖母的，都属于“开后门”插队落户者。而“开后门”被“四人帮”王洪文在党的十大报告中列为必须纠正的“不正之风”。这样，我这个自觉响应“接受再教育”的号召、不要国家一分钱安置费，到吴江插队落户5年多的上海市重点高中的毕业生，大学没有进成，反而被扣上“开后门”这样不大不小的帽子。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什么荒唐的事情都是可能发生。
　　转眼又到了1975年大学招生的时候，苏州地区那个“造反派”副主任下了台，去年那条“土政策”自然被解除。我的材料又一次从大队送到公社。由于文件规定，考生必须“未婚”，年龄在25周岁以下。我那年已经26周岁，只能又一次眼睁睁地看着上大学的机会成为肥皂泡。但是我仍旧雄心不死，因为文件里有一条规定，对于表现特别好的优秀工农兵青年、民办教师（比如被评上县级以上的学习“毛选”的积极分子）年龄可以放宽至27周岁。我决心更加努力地工作，争取明年能够沾上“表现特别好的”那一条，搭上上大学年龄的末班车。
　　多事之秋的1976年，中国政坛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倒了台，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那一年的大学招生推迟到年底进行，方法上还是延续文革时期那种选拔工农兵学员的办法。因为世事纷繁，这一年县里没有评选学“毛选”的积极分子，我为上大学的“曲线救国”计划也当然落空了。
　　1977年7月，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千呼万唤之下，邓小平同志终于洗清不白之冤，官复原职。他出山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主持召开科技教育界人士的座谈会，提出要快出人才、早出人才，恢复中止了10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消息从上而下渐渐传开，给我重圆大学梦带来了希望。10月，报上正式公布了1977年全国高校的招生章程。章程规定凡年龄在28周岁以下（1949年7月1日以后出生），具有高中学历或相当文化水平的各届学生都可以报考。同时规定，年龄已经超过28周岁的1966、1967届的高中毕业生也可以报考。这个章程实际上正好把我们1948年7月至1949年6月期间出生的绝大多数1968届高中毕业生拒之门外。我为之先后上访了县和地区的主管部门，结果被准予报考。我在黑龙江插队的68届高中同学曾为起先不能报考之事，斗胆直接打电报到中央给邓小平，结果邓办回电，指示当地准许他们报考。这样一来，允许报考的年龄限制实际已被取消，77年全国共有570万名考生参加高考，小的才十五六岁，大的已经三十几岁了。那年冬天与我一起走进考场的，有曾经是我学生的农家子弟，也有已经结婚生子的知青或公职人员。更有一个身怀六甲的女考生，引起大家敬佩的目光。
　　1978年2月18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那天，我接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多年来进交大的梦想终于变成为现实，我的心情就像小说《儒林外史》中描写的范进中举一样，激动得近乎发狂。2月27日我到交大报到，与指导员和新同学见了面，在校园里还遇见不少与我有类似经历老三届新生。
　　3月1日，交大在文治堂隆重举行1977级新生的开学典礼。会上，著名力学专家、上海市劳动模范吴镇教授代表老教师发言。他说，交大等了十来年，今天终于迎来了经过严格高考的新一代大学生。他还说，此刻交大的领导和老师们就像见到了久违了的、在外受尽磨难的亲生儿女终于回到家里一样高兴。党委书记邓旭初代表学校领导讲话，他介绍了交大的历史和办学传统，勉励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将来报答党和人民的培育之恩。讲话中，邓书记还透露了一个秘密，就是这次交大到各地去招生时，学校特地关照在相等的条件下，要优先录取老三届，特别是至今还在农村的上海知识青年。交大领导可谓用心良苦，在人生道路的转折关头，是他们有力地帮助了我们一把。
　　30几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每当我回首往事，我的内心总是充满了对当年邓小平同志恢复高考英明决策的感激之情，也感谢把我们引进交大的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同时，我也忘不了此前曾经几次试图推举我上大学的吴江农村好心的基层干部和农民朋友们，虽然由于当时的极左政策的大背景，我的大学梦几年都没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