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胡须及其它

中国人认识马克思，是从他那蓬勃的落腮胡须开始的。董桥先生的《在马克思的胡须丛中和丛外》，视之为误人之物：“人在胡须丛中，看到的一切自然不是很清楚。”（董桥《〈在马克思的胡须丛中和丛外〉自序》，选自《静观的固执》，湖北人民出版社。）可是，到底马克思为什么要留一把大胡子？Google一轮，发现www.oao.com.cn上也有人问这个问题，一下子也考倒了不少马列专家，答案千奇百怪：时尚；个性，性感；革命；他家缺扫帚。万没想到，在西单搜罗到一本马克思的同胞写的《毛发的故事》（达尼埃拉·迈耶、克劳斯·迈耶著，綦甲福、罗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粗读一过，发现虽然没谈到马克思的个人初衷，可也也勾勒出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首先，18世纪是一个不留胡须的世纪。这一点可以俄国沙皇彼得一世为证。1699年彼得一世从西欧回到故国便全面西方化，其中就包括下令全国男子必须剃光胡须。胡须成了保守的俄罗斯观念的标志，彼得一世甚至推行一种胡须税(Bartsteuer)，在各城市的城门严格检查，根据身份征收1戈比到100卢布不等：地位越高，罚的越狠。
到19世纪上半叶，德国旧政体的反抗者们留起了“民主主义者之胡”，而各诸侯国也开始明令禁止，文职人员包括大学教授都不得蓄胡，否则必须辞职。而此时所谓教授胡(Professorenbart)则成了19世纪教授阶层以及知识分子的典型标志开始盛行，并最终战胜了保守势力。1830年革命之后胡须更是成了革命者的专属形象，而1848年的大学生抗议运动的斗士们也都将身体风格化，示威性地蓄着落腮胡须。马克思1835年入波恩大学，1842年在耶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料想正好赶上这股反抗之风。胡须被普遍地接受为一种具有反抗意味的政治审美意识，如果我们想到恩格斯、列宁、卡斯特罗、格瓦拉，这一意味就更能得到彰显了；就连马克思瞧不上眼的拉萨尔都是如此。
　　不过，卡斯特罗关于其胡子的言论前后并不一致：在回答为什么留胡子的问题时，他跟巴西人说是为了把省下来的10天时间也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而一转脸跟又美国人说原本他的脸也是刮得光光的，可打起仗来再也搞不到吉列牌（Gillette）刮胡刀片了。
　　作者还指出：胡须逐渐从革命家们的面孔上消失了。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总书记昂纳克坚决要求：政治局成员必须剃光髭须。提出这项要求的时间我们不清楚，不过至晚是1986年：因为是年小平同志会见昂纳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照片的中央就是拥抱在一起的两张光溜溜的下巴了，且双方官员悉如此例。这里揣测昂纳克的本意的话，大概只能理解为坐江山跟打江山的苦衷有所不同吧。这不，2006年浙江省交通厅发布《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规范(试行)》，其中规定：机关男性工作人员不得留胡须（见2005年4月19日楚天都市报）；可见这苦衷乃是一贯的。继而有网友声讨“马克思是不是合格的公务员？”（lonely文，载IT168博客）网友只顾这么痛快一问，冲动之下竟忘记了马克思跟普鲁士政府本来就是势不两立的。
　　紧接着，马克思在天津也当不了大夫了，市卫生局规定明确，胡须也进入了医生的“三不”范围（见2005年09月21日天津日报）。中国人的胡子，一般是从美感的角度被看待的，当初之美髯公是最著名的例子。周总理初曾蓄须，传闻是对反动派表示抗议：中国人民不当家作主，誓不剃须，听起来是一段佳话。可惜终究被证伪了：原因大概跟卡斯特罗跟美国记者说的差不多。现代版的蓄须明志是小巨人姚明上演的：“如果中国男篮不进八强，我就半年不刮胡子！”（见2004年08月12日成都日报）至此，胡须在中国已然完全脱离了政治意义而成为一种时尚话题，以至在2005年5月台湾金曲奖上，“周董”和王力宏双双胡须登场，被描述为“撞胡须”事件，堪比“撞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