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氏家族与交通大学

□荣正通

期次:第1226期       查看:806

  在交通大学老校门西面的草坪上,有一块不起眼的石碑静静地矗立着。难得有个路人肯停下脚步来端详它,然而它却是解开近代豪门荣氏家族与百年名校交通大学之渊源的钥匙。风化残破的碑身凝聚着岁月的沧桑,依稀可辨的碑文拨开了历史的迷雾。这块石碑原先是一座铜像的基座,上面刻着交大老校长唐文治著“荣熙泰先生铜像记”的碑文。通过探寻这尊消失的铜像背后的故事,荣氏家族与交通大学的百年关系史逐渐浮出了水面。
  荣德生与唐文治的友谊
20世纪初,荣德生在上海结识了当时的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并成为一生的至交。唐文治原籍江苏太仓,1912年移居无锡,荣德生曾对他说:太仓是他的第二故乡。唐文治则说:余向与德生君联道谊交。唐文治晚年与荣德生的往来更加密切。1926年唐文治应荣德生之请写了“荣母石恭人家传”,以纪念荣宗敬和荣德生的母亲。1932年是荣宗敬和夫人陈氏六十大寿,荣德生于2月21日在无锡梅园设宴款待亲朋好友与社会名流,并征文纪念。唐文治应邀于同年8月写了“荣君宗敬暨德配陈夫人六秩双寿序”。
  在抗战期间,唐文治开设太仓平粜,救济难民。荣德生从1940年起捐资维持唐文治的娄粥厂,共养活八百多人。1942年唐文治应邀写了“荣熙泰先生家传”。1943年荣德生与夫人丁氏七十大寿之际,唐文治写了“荣君德生七十寿序”以表祝贺。同年,唐文治又应荣德生之请,写了“祭无锡荣宗敬先生文”,以悼念1938年在香港病逝的荣宗敬。
  荣宗敬、荣德生捐资助学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遵循父亲荣熙泰(字文治)“立身、齐家、睦族、爱乡”的遗训,非常重视教育和公益事业,不遗余力地捐资助学。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中,多次指出:“事业之成,必以人才为始基也。”“人才之盛衰,实关系国运之隆替。”“然人才之兴,必有良师导入正轨,传授心得,谆谆启发。”
  1916年恰逢交通大学建校20周年,交通大学1916届毕业生遂发起社会各界及师生共同捐资建造图书馆。1917年4月成立了“建筑图书馆筹备会”,由留美学生、图书馆专家沈祖荣和学校有关教员精心研究、设计,预计需经费6万元。经过唐文治校长的努力,黎元洪大总统指示交通部拨款3万元,其余资金则依靠社会各界及师生校友的捐赠。
  此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西方列强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难得的发展良机。荣宗敬与荣德生为了扩大再生产,冒险继1917年1月向日本台湾银行借款30万日元和4月向中日实业公司借款40万日元后,又在1918年2月第二次向中日实业公司借款25万日元。他们虽然背负着巨额债务,但是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向交通大学捐赠了1万银元巨款,并购买大量图书捐入馆藏。
  在募集到5万多元资金后,老图书馆于1918年2月20日破土动工,至1919年10月10日建成。交通大学最终共花费资金8万多元,余额都用于采购书籍。因为荣氏兄弟捐资最多,所以根据筹建章程,由荣氏筹资建荣熙泰的铜像于图书馆的东侧。1919年唐文治应邀写了“荣熙泰先生铜像记”,镌刻在基座上,以作纪念。抗日战争爆发后,交通大学校址被日军占领,荣熙泰铜像被日军毁坏、掠夺,只剩下石质基座可供后人凭吊。
  1921年12月14日,上海交通大学召开全校教职员大会,报告“筹建体育室、学生会室、养病室募集捐款办法”,计划募集16万元,其中体育室8万5千元、会集室5万5千元、养病室2万元。当场认捐共7490元,担任代募共14726元。荣宗敬长子荣溥仁(字鸿元)是中学生代表之一,荣宗敬则是社会赞助人之一,最终社会各界共捐款8万余银元。体育馆、养病室从1924年3月开始招标,至1925年12月5日落成。
  由于深感人才匮乏,1936年荣宗敬与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筹商添设纺织科,以培养纺织专门技术人才。9月19日《交大三日刊》(第458期)刊登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附设纺织工业短期训练班简章”。10月1日,交通大学纺织工业短期训练班开学。开办训练班的目的是“造就纺织工业人才及便利纺织厂厂员研究”,由英籍教师白克氏主其事。学生系国内各大纺织厂保送来校,共6人。
  交通大学培育英才
唐文治主持交通大学校政后,坚持“工科为主”的办学方向,执行“实学,务实业”的办学主张。1916年7月,学校增设铁路管理科,标志着系科设置由原来的单一工科走向了工管结合。在20世纪20年代,学校从专业设置、课程安排、师资水平到教学环节,均参照西方现代高等教育模式;课程设置以美国同类大学为蓝本,并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购来成套教科书,以求培养的人才达到欧美大学本科毕业生水平。
  1919年,荣宗敬的长子荣溥仁和荣德生的长子荣伟仁(字鸿增)都慕名进入交通大学附属中学就读,受到了正规和严格教育,部分课程达到了如今大学课程的要求。荣溥仁与荣伟仁在1923年考入交通大学后攻读铁路管理科,学习刻苦,成绩良好。荣溥仁与荣伟仁在校期间重视体育锻炼,均参加了棒球锦标队,荣伟仁还担任了队长,并在1923年的比赛中夺冠。荣伟仁曾在交大年刊社广告部工作,积极投身校园文化事业。他们毕业后都成为家族企业中的管理骨干。荣伟仁因为操劳过度,在1939年不幸英年早逝。
  荣德生六子荣纪仁(字纪震)在抗战期间也考入交通大学。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刻,这个血气方刚的青年毅然投笔从戎,留美学习海军,足迹遍及半个欧洲,充分体现了交大的爱国主义传统。可惜,荣纪仁在1948年因故自杀身亡。
  荣溥仁不忘饮水思源
荣溥仁毕业后始终牢记母校的教育之恩,在1934年为纪念老校长唐文治七十寿辰,与南洋同学会和本校教职员发起了集资修建纪念堂———“茹经堂”的活动,费用约需8千元。“茹经堂”选址在太湖之滨梅山对面的琴山,拟购地十亩,由荣溥仁等人负责,于1935年12月建成。1936年1月4日“茹经堂”举行落成典礼,荣德生等200多人应邀出席。
  荣溥仁晚年旅居巴西,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母校的状况。他在1980年和1981年分别向上海交通大学捐款20万元和80万元人民币,用于建造 “教师活动中心”,以表达对祖国现代化政策之赞助和对交大热爱之心情。由于建造“教师活动中心”需投资费用200万元人民币。荣溥仁与女婿朱传榘又借款人民币50万元。“教师活动中心”在1983年10月27日开工,于1985年9月29日落成,荣溥仁的全权代表朱传榘及夫人荣智珍出席了落成仪式。
  2008年正值交通大学老图书馆奠基九十周年之际,此时回顾这一段历史佳话更显意义非凡。荣氏家族本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想,始终致力于人才培养和社会公益事业,对中国近代工业和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交通大学在创办依始就被寄托着“工商救国”的期望,唐文治校长更是强调要“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专门人才,故建校百年,桃李满天下。荣宗敬、荣德生等荣氏俊杰和交大历届领导高瞻远瞩、惺惺相惜,使荣氏家族与交通大学形成了强强联手、互助共赢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全球化的21世纪,社会竞争日益激烈,时代呼唤高校与企业进一步加强联系,建立优势互补的战略伙伴关系,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